名為變態的花園

質不純，而量傾之，則道理即往一方偏斜，量以多而驅人以目光，還認為所謂質就是如此．
　
不純之量，偏離了事實，亦縮限了看法，於是即有人會反其量，實乃質不純也，持量者不解，以為該人為反而反，見我量多而懼，人多而怕，而非我質有何問題，實乃錯覺也．
　
質不純，尚可容忍之，質不純而賜與其量，使其人之認知，產生偏誤，認為質就是如此了，以此質掠奪彼質，蓋其質變也．
　
然，攻量者，必少其說服能力，而持質變者，亦可能內縮而誤解，不改質，而固守量，求量而居多，使得質變者越攻越多，唯探求其質變異之部分，彰顯其質應有之初衷完貌，眾人方能明瞭矣．
　
然，若不言，而懼人之量，怕己之質損，則質變者越多，己之質亦不能保全，他人之質亦不能保全，眾人之質，消之無形爾．
　
如儒家所言「君子若鍾，擊之則鳴，弗擊不鳴」，墨家擊之，不鳴之時，乃逃人而後謀，避人而後言，而使不聽話者斃之，該其鳴之，乃對己有利，是以大鳴大放，趣之為亂，對己不利，則於人前噤聲，背後補刀，操奇淫技巧，此乃言行不一也．
　
是以孔丘之齊見景公，景公欲封地於孔子，然晏子諫之，於是就留了他的封地，改給他禮物，接見他，而不多問其所知道理是非，孔子於是大怒，推薦范蠡與齊國之田常，告南郭惠子己所欲之謀策，歸魯，不久，齊國伐魯，孔子告子貢，曰「舉大事於今之時矣！」遣子貢見南郭惠子，牽南郭惠子以見田常，勸之伐吳國，齊攻魯，反勸齊伐吳，又知田常有異心，是以勸其動挺齊四姓之軍伐吳，以便田常將來叛亂．魯弱而吳強，伐強而不伐弱，又能救助魯國，子貢之巧言，名正言順也．
　
然，子貢又勸越國伐吳，即臥薪嚐膽之勾踐也，子貢威脅其嚐膽之舉已遭吳國懷疑，並勸更加殷勤事吳，借兵於吳，以消卻懷疑，但此舉並非為越國兌想，而是使其消除吳王夫差對越國的戒心，並增越兵同吳共同伐齊，趁吳弱時再伐吳，乃一事覆兩志也．
　
之於吳，攻其君之心，稱救魯國討伐齊國，可得世間之名，並以借越兵取信吳王，增加其討伐齊國之言之信度．
　
於是，三年之間，齊國原攻魯，改伐吳，吳國救魯，與齊強之，吳國勝齊，齊殘破之，又有田常之亂，齊國死人無數，子貢又說晉國與吳國爭，於是吳國又敗於晉，越國於是渡河伐吳，吳敗，死人無數．
　
觀孔子所舉之大事，觀者必讚嘆孔子之謀略，然「君子若鍾，擊之則鳴，弗擊不鳴」是否如其所倡議之本意？非也，本意乃為隱知，隱藏自己所知道的，等待能說的時機，待能說的時機到了，便能感化眾人，歸乎於仁義，是以，弗擊不鳴，最終仍必須鳴，否則無用；擊之則鳴，仍需鳴所當鳴，若擊鍾時，應鳴鐺鐺，吾鳴之幹你娘，實屬無知，擊鍾之時，應鳴操你爸，爾鳴之尼好棒，實屬無德也．
　
觀其君子是否為鍾，應觀其後是否有鳴，觀其鍾是否為君子，應觀其所言是否符合時勢與眾人之志．
　
觀一事是否為仁，應觀其整體；觀一言是否合義，應觀其後續．

觀孔子所舉之大事，汝若為魯國人，自當稱好；汝若為齊國人，自然稱狡詐，汝若為越國人，自當稱自嘆不如，汝若為吳國人，自當稱怎不去死，汝若為晏子，自當稱心胸狹窄，汝若為子貢，自當稱老師好棒．
　
然，汝若為人者，自當稱齊、吳破國之難，伏屍以言術數。孔丘之誅也，孔子所為，不仁不義，孔子所言，乃謊言也，孔子之大舉，非人也．
　
蓋人必須守質，而無關乎其量，風起時並非非要逆風而行，若該風有滅質之動靜，則大搖而鳴之，警眾人而不畏眾人所拒，此之謂鍾；若該風有助質之滌清，亦大搖而鳴之，與之共鳴，此之謂君子．
　
無論如何，搖就對了．
　
鍾若不鳴，非鍾也，人若不鳴，難怪也，人非鍾，無法時時而鳴，所鳴亦無法人人討喜，然鍾與人皆有其心之所向．
　
非風，非儒，在於本質也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