名為變態的花園

群眾聚焦在反年改的手段合適與否，導致另一部份人認為，爭取自身權益，在重大活動中抗爭是可行的，若單純以「在運動會抗爭就是不對，丟全國人的臉」簡化之，則可能會讓往後的公民運動失去正當性，我有不一樣的看法．
　
這剛好和我正在寫的東西有關，事實上，在運動會上爭取自身權益的例子，並不是沒有，例如圖片中這個１９６８年的經典例子．
　
人有所謂的公正世界偏誤，意即，假定這世界是公正的，之所以為偏誤，是因為他們根本上想歪了，同樣的認為世界是公正的，兩群人，持著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同樣觀點的人，遇到受虐的小女孩，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知，第一種是懲罰施虐者，第二種是檢討小女孩，為什麼會產生這樣劇烈的差異，改日神父可以再加以詳述，公正世界至少包含了兩種世界，我們假定世界對自己是公平的，ａｎｄ，我們假定世界對別人，也是公平的．
　
通常我們對前者的世界，會更加相信，意即，世界對我會比較公正，相較於對他人來說，別人的不幸不會發生在我身上．
　
這是一個正常現象，因為這兩個世界都是我們自己想像的，所以必定會偏向自己一些，這是一種保護，但有趣的是，如我們指的是一個「沒有發生偏誤」的情況，儘管是自利的自我公正，也包含著利他的公正，這其中的落差，就會影響我們表達出來的東西．
　
而我們表達出來的東西，會牽涉到別人怎麼看我做的這件事．
　
而我怎麼想會影響我們怎麼去表達，如果那個落差很小，我們強調自我時會同樣考量他人，這不代表我們就乾脆不表達了，而是我看著的世界包含其他人的存在，以及，在他人世界中存在的我，反之，落差如果過大，對於自我膨脹到過剩，對於他人存在壓縮到最小，我即是世界，世界上只剩下我的存在．
　
到了這個地步，你之於他人眼中的存在，就會是個威脅，因為那是自我中心的，我們當然可以比狠勁、執著使對方屈服，但最終都會回到原來的命題，你要對大家說什麼．
　
顯然，一開始考慮他人多些的人，他已經準備好了．
　
如果要採取激烈的行動完成訴求，最基本的，就是知道自己在幹什麼，這個基本就是我做了這件事以後，其他人會怎麼看，看到的感受是什麼，即使我出於自身之信念，而將被他人所厭惡，我至少要知道這件事，而具備了可厭憎性，知道我在別人眼中可能是錯的，而我知道我的信念，可能，可以超越這些，所以有了覺悟．
　
反年改此時給人的印象，顯然沒有這種覺悟，除了事後說這是誤會，那不是我幹的，推給無關的人，轉移焦點，我們也很無辜，都是ｔｈｅｙ的錯以外，一邊說著「我們來為台灣加油」，反映其作為，更令人感到其謊言和惡意，跟以下兩位黑人運動員的差別，就是置身事外和參與其中，這兩位給人的感覺，就是加諸自己最大的限制來表現最大程度的自我，跟幾乎沒什麼限制就突破來表現無限上綱的自我有根本的差別，後者為所當為，無為而無不為，前者是為所欲為．
　
如果你要做一些可能會引起他人思維衝突的事，至少，要有自覺，以及，讓信念純粹．　
　
然而，我們必須意會到原本反年改也是可理解的，因為砍到他們的錢，在一般的自我公正世界中，這不符合自身之善有善報和惡有惡報，被年改這個結果不是自己應得的，所以他們反抗，然而，如果自身對於他人的公正世界因此產生偏誤，就會產生巧妙的連結，對於他人的「惡有惡報」，自己會認為是他們活該，而活該是因為我過的不好，所以，相較於一般抗爭者選最注目的地點行動的思維，這樣的連結，有可能使人是以報復的心態，我並不只是想要獲得注目，而是想要破壞一切，這樣的相敗邏輯，使初衷變質，如果行為反應了這樣的惡意，那麼，在大眾的觀點裡則不能忍受之．
　
而關於「自我的公正世界」發生偏誤，則不一定是不好的情況，他有可能有益於身心的調節，這樣一個爭議的觀點，就在於使自己能接受一個不能改變的情境，使心裡好過些，如果被改革的群眾，能以「也許是我們領太多」（在此無涉於是非與否）或者是「這是為了國家後代著想」，而採取這樣的行動，未來將會使我們自身獲得潛藏報酬「善有善報」，獲得未來的影子，那可能會是一個很好的心靈調適．
　
當然，有一些特殊的信念，可能不能以此框架論述之，那就是他結合事件以及在場的人或者當下的場景，成為了一個劇場，而描述了某些人們避開不談的事實，與凸顯隱藏的心結和矛盾．
　
例如，台灣獨立．
　
他基本上會體現雙重的壓迫與迷惘，這世界要求台灣必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，用什麼樣的名稱，拿什麼樣的旗幟，以及，服從什麼樣的模式．
　
稱中華台北的名稱，拿中華台北的旗幟，或者叫中華台北的島．
　
而迷惘的是，如果沒有了這些限制，台灣人會要求台灣自己做些什麼，呈現什麼樣子，我們會稱呼自己什麼樣的名稱，應該拿什麼樣的旗幟，顯然，許多人的共識是只有島叫做台灣，才是安全的，才是合理的，才是只能這麼做的．
　
我們可以說，前者是不得已的，後者，則留有許多想像在，我們可以知道，有許多人，已經將某部分重要的回憶，和自身之想像，移情到一個符號和鮮紅的旗幟中，而成為了一種習慣，配合著所謂的現實，成為了一種公正世界．
　
而某些人則不這麼認為，「不得已」不能成為「本質」．
　
如果這事件成真，我想他們的行動並不會以阻斷他人進場為目的，反而應當更加歡迎，對於這個舞台將會是懷抱希望的宣言而不是散播絕望和恐怖．
　　
就算他們因此被唾罵或制裁，我想他們會甘之如飴，勇於承擔，至少，我不會懷疑他們的信念．
　
無論如何，此刻聽見「ｗｅｌｃｏｍｅ　ｔｏ　Ｔａｉｗａｎ」，或許我已應該滿足．